【新书】李银河 | 《活过，爱过，写过》

编辑按
李银河，美国匹兹堡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教授，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师从于中国社会学奠基人费孝通。曾被《亚洲周刊》评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五十人”之一。最近，她的自传《活过，爱过，写过》出版，在这本书里李银河一生的命运转折和苦闷彷徨，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是那一代人从理想狂热到独立思考，再到致力于社会进步的缩影。不顾一切与王小波热烈相爱，全心投入中国婚姻、性与家庭研究，通过学术实践打破偏见、为少数群体发声……这是一位女性主义者坦荡、勇敢、自由的一生。以下分享李银河留学回国师从费孝通，在国内展开社会学研究的这段经历。

活过，爱过，写过
作者：李银河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2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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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博士后

1988年，我们面临回国与否的抉择。我们从结婚起就自愿不育，一直是“二人世界”，所以我们面临的仅仅是两个人今后生活方式的选择，无需考虑其他因素。这个选择并不容易，我们反复讨论，权衡利弊，以便做出理性的选择，免得后悔。当时考虑的几个主要方面是：第一，我是搞社会学研究的，我真正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中国社会，研究起来会有更大的乐趣。美国的社会并不能真正引起我的兴趣，硬要去研究它也不是不可以，但热情就低了许多。小波是写小说的，要用母语，而脱离开他所要描写的社会和文化，必定会有一种“拔根”的感觉，对写作产生难以预料的负面影响。

第二，我们两人对物质生活要求都不太高。如果比较中美的生活质量，美国当然要好得多，但是仅从吃穿住用的质量看，两边相差并不太大，最大的差别是文化娱乐方面。我们在美国有线电视每晚可以看两个电影，还可以到商店去租大量的录像带，而回国就丧失了这种娱乐。我们只好自我安慰道：娱乐的诱惑少些，可以多做些事，虽然是一种强制性的剥夺，也未尝不是好事。到后来有了互联网，这个牺牲被完全弥补，只要想看的影视作品，稍加努力即可获得。当然，这是后话。

第三，我们担心在美国要为生计奔忙，回国这个问题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如果一个人要花精力在生计上，那就不能保证他一定能做他真正想做的事，也就是说，他就不是一个自由人。在中国，我们的相对社会地位会高于在美国，而最可宝贵的是，我们可以自由地随心所欲地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这对于我来说就是搞社会学研究，对于小波来说就是写小说。除了这两件事，任何其他的工作都难免会为我们带来异化的感觉。

1990年代，在小波母亲家中

回国后到小波离世的九年时间，我们从没有后悔当初的选择。在这段时间，除了我们俩合著的《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之外，我陆续出版了《生育与中国村落文化》《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等七八本专著和译著，小波则经历了他短暂生命中最丰盛的创作期。他不仅完成了他一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时代三部曲”（《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成为唯一一位两次获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内地作家，而且写出了大量的杂文随笔，以他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在中国文坛上独树一帜。他创作的电影剧本《东宫·西宫》获得了阿根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编剧奖，并成为1997年戛纳电影节入围作品，使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上为中国拿到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

回国后最好的感觉当然还是回家的感觉。在美国，国家是人家的国家，文化是人家的文化，喜怒哀乐好像都和自己隔了一层。美国人当老大当惯了，对别的民族和别的国家难免缺乏兴趣。我在社会学系当助教的时候，有的美国大学生竟然能够问出“中国内地面积大还是台湾面积大”这样无知的问题，美国人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冷漠和隔膜的程度令人咋舌。回国后，国家是自己的国家，文化是自己的文化，做起事来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中国，有些事让人看了欢欣鼓舞，也有些事让人看了着急生气，但是无论是高兴还是着急都是由衷的，像自己的家事一样切近，没有了在国外隔靴搔痒的感觉。尤其是小波那些年间在报纸杂志上写的文章，有人看了击节赞赏，有人看了气急败坏，这种反应给一位作者带来的快乐是难以形容的。

小波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他开过专栏的《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先生说，人们还远未认识到小波作品的文化意义。小波的文章中有一种传统写作中十分罕见的自由度，看了没有紧张感，反而有一种飞翔的感觉。他的反讽风格实在是大手笔，而且是从骨子里出来的，同他的个性、生活经历连在一起，不是别人想学就能学得来的。小波去世后，他开过专栏的《南方周末》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对不能再读到他的文章扼腕叹息。甚至有读者为最后看他一眼，从广州专程坐火车赶到北京，参加他的遗体告别仪式。看到有这么多朋友和知音真正喜欢他的作品，我想小波的在天之灵应当是快乐的。

我们最终选择了于 1988 年我获得博士学位后立即回国，这当中还有另一个偶然的原因：当时北京大学要设博士后流动站，而当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又愿意回国的人并不多，于是他们就找到了我。当时，由于费孝通在北京大学，由他出面，北京大学才能够成立国内的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流动站，而我有幸成为那里的第一个博士后。虽说我的导师就是费孝通本人，但是由于他牌子太大，工作太忙，我并不能经常接触到他，只有他到所里见研究生时，才得以顺便一见。

关于费老，印象比较深的有两件事。

有一次，费老到所里约见研究生时讲到，社会学要“出故事”。我当时正越来越偏向于定性研究，所以听得特别受用。记得他说，人生和社会就是一个大舞台，人们在这舞台上上演悲欢离合、死死生生的活剧，我们社会学就是要讲人们的故事。我理解费老的意思是说，社会学不应当只出统计数字，只搞大规模的定量调查，还要关注活生生的人间戏剧，要搞定性研究，这样才能出故事。

第二件事，是费老当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朋友帕克的女儿丽莎来中国，费老让我帮他一个忙：把他的学生沈关宝的一篇博士论文翻译给她听。我还记得那篇博士论文中有一个细节，讲到“大跃进”的时候，农民为了积肥，要把“牵脚泥”——就是农村住房堂屋地下的泥——收集起来做肥料用。还有一个惊人的情节，就是当时人们积肥，怕人的粪便太生会伤庄稼，沤肥时间又来不及，就让各家各户用大锅把屎煮熟再上到地里。这个情节实在是太过匪夷所思，所以我翻译时，丽莎露出一副狐疑的表情，反复问了好几遍，担心是我翻译错了。我当时笑得几乎岔了气，回家把这个情节告诉小波，他也大笑不止，后来这个细节被他写进了小说《似水流年》，其中指名道姓，引经据典，原来出处就在这里。

我在北大做博士后的两年间，申报了婚姻家庭领域的十个小课题，包括青春期恋爱、婚前性行为规范、择偶标准、婚外恋、离婚、独身、自愿不育、同性恋等。

有几项调查，是使用一个北京市随机抽样样本做的。当时的抽样方法想起来真是有趣极了。我当时开了一封单位的介绍信，就直接到位于正义路的北京市公安局户籍科去了，提出用他们的北京市居民户籍卡抽样的要求。我猜想，这样的要求在他们来说肯定是第一次，也许迄今为止也是唯一的一次。那是在全北京所有十六岁以上公民每人一张的户口口卡上，直接按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的。一位年轻的科长负责接待，他正好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专业的毕业生，对抽样方法有些了解。我心里暗暗庆幸。他还带我去看了口卡的陈列厅，那是一个硕大的大厅，里面摆满了一排排的口卡柜。我随便打开几个抽屉，发现光是叫“王红”的就占了好几个抽屉，得有几百位吧。当时心里暗想，给孩子起名字可千万不能起这样的啊。用这个随机抽样样本，我做了婚前性行为规范、夫妻关系、家庭暴力的调查。在做婚外恋的调查时，除了采用了这个随机抽样的样本，还辅以少量的深入访谈，用了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想来，这样带着一纸介绍信就跑到公安局户籍科去抽样的做法，很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例，因为那时国内还从未有过社会学的大型抽样调查，公安局无例可循，所以才答应了我的请求。

这些调查最后结集出版，书名为《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当时还特意请导师费老题写了书名，可惜由于这本书进入套书，有统一的封面设计，竟没有用上。这本论文集199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2003年由台湾专出教科书的五南图书出版公司以《性爱与婚姻》的书名重印，估计是作为大学的教辅书。因为书里所收文章全部按照美国社会科学论文的标准做法，由前言、文献综述、研究假设、研究结果及解释等几个部分组成，一丝不苟。虽然看上去像标准的学期论文，不像研究著作，但是在当时中国一般社会学研究论文尚缺少写作规范的情况下，可以算是规范化的一点儿尝试。后来，有一位东南亚某大学的教授来访，对我说：“你这本书跟中国其他的学术书写法不一样。”我猜她的意思是，别人还是中国社会科学论文的传统写法，而我这个做法一看就是从国外社会学那里直接学过来的。

1987年出版的《社会研究方法》是我的一本译著，是我在美国读书时本科生的社会学方法教科书。这本书被收入当时很有名的一套丛书——“走向未来”丛书。当时的图书出版业正盛行各种各样的丛书，大多是西方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重要著作。“社会研究方法”是我在美国学习时喜欢的课程。我在社会学研究这条路上跃跃欲试时，方法就是我的脚，没有脚路就没法走。小波是正经学过大学数学的人，他告诉我，他佩服的一位数学老师说过，十个学数学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学统计学，而十个学统计学的人中只有一个人能学懂统计学。可见统计学之难。对于我这个中学数学程度的学生来说，要想真正学懂统计学，当得李白的一句诗：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保持“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了解一些基本的概念之后，学会使用那些统计软件，并且学会如何解释统计软件做出的结果。

对于我的译笔，我还是比较有把握的。记得某次开会碰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大学老师，他对我说，这本书译得真好。我听了倒并没有特别沾沾自喜，因为当时译书的人好多根本不会英文，中文也一塌糊涂，所以别人说我译得好，很可能就是指：一，我确实看懂原文了；二，我的中文通顺。比起那些根本没有看懂原文和中文病句连篇的译文，也许我这样的就算好的了。因此，这本书的翻译和出版远远不能给我带来什么成就感。

在那个时期，我受邀进入了一些丛书的编委会。我非常喜欢参加丛书编委会的工作会议，因为那些编委都是国内社会科学各个专业中的权威人士，与他们交谈不时有思想火花的撞击。还交到了一些朋友，比如搞社会哲学的苏国勋、搞法国文学的杜小真等，大家欢聚一堂，共同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尽绵薄之力。这个时期我还翻译了另一本书《性社会学》，它的原名是《人类性行为》，作者约翰·盖格农是一位著名的性学家，以创立“性脚本理论”闻名于世。当年我在匹兹堡大学读书时，这本书是本科生性社会学课程的教科书。我之所以翻译这本书，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趁机熟悉一下性社会学的内容，另一个是想在我当时服务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性社会学课程以此为课本。结果书翻译出来了，课却没有开成。据说系里把这门课报到学校，可是并没有批准。由此可见性社会学在当时中国遭遇的困境和面临的边缘处境。在西方，性社会学早已是显学，可是在中国，它还是难登大雅。以思想自由著称的北京大学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学校。由此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氛围，以及涉性研究领域中的保守和压抑气氛。

简要目录

自序

红色童年

名字·学前班

小学·东方红

中学·“文化大革命”

青春岁月

内蒙兵团·西西弗斯

读书·发现宝藏

沁县·农村生活

工农兵大学·初恋

我和小波

光明日报·小波

国务院研究室·成名

社会学·入门

结婚·“女共党”

留学生活

美国·海外生活

回国·博士后

他们的世界

同性恋研究·他们的世界

农村调查·生育

小波辞世·爱情回味

虐恋亚文化·剑桥

婚外恋·同性婚姻

性学在中国

感情与性·畅销书

性别问题·女性主义

性的问题·恐龙

酷儿理论·旧金山

性学入门·科普

性话语·人民日报

遇见“大侠”

一爷之孙·大侠

从博客到小说

博客·自说自话

小说·余生

附录：主要出版物

〇编辑：灵雎     排版：孜然

〇审核：泓之/杜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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